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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口壶，壶式之一，陶质、瓷质均有。西汉时期始出现，经历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延续至隋唐五代时期。盘口壶造型独特，有较为清晰的发展序列，常被作为判定年代的佐证。根据出土器物自名推测，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首壶(也有盘口)可能称作"罂"。本文主要对三国、两晋、南北朝盘口壶的出土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以建立科学的盘口壶年代序列，并对盘口壶的分布、功能及其他盘口器等相关问题有所探讨。三国时期盘口壶以矮胖型式居多，西晋的盘口壶与三国时期不易区别。东晋时，盘口壶向高大型发展；南北朝时期束颈较高，整体更协调。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盘口壶在很多地区都有发现，以南京为多。盘口造型初可能是出于实用目的，非实用的盘口则起到装饰的作用。洛阳唐宫路CIM556战国墓出土一件有铭玉戈，其铭文有"毕公左徒"与"毕公左御"两种不同的释读，也因此产生了对墓主人身份的不同猜测。本文通过对"徒"和"御"的古字与玉戈铭文进行比较，认为此戈之铭文当为"毕公左御"。从墓葬规制及出土情况来看，此墓为士的墓主，当是王族成员为毕公之御者。春秋的出土及传世文献中不乏西周家族后裔活动的记载，毕氏家族也有可能延续到了春秋乃至战国时期。其时东周王畿内并无毕地，故毕公为其他改封毕地的可能亦可排除，此毕公应是西周国重臣毕公高的后裔。据其御者仍有士规模的墓葬可知，毕氏家族在战国时期并未绝封，且仍有一定的地位。在抗日战争中，作为社会精英分子的美术家们借自己的美术作品投身其中。他们走出画室和塔，组织起木刻宣传队、漫画宣传队、战地写生队，奔赴抗战前线、深入民众生活，通过在十字街头、前沿阵地、展览馆等各种场所组织美术展览会的形式宣传抗战，激发民的抗战热情。本文总结抗日战争中救国美术展览的史实，分析其激发全民抗战热情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自27年始，博物馆等单位在周家庄遗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旨在探索龙山期遗存，为研究早期起源等问题实物。除获取大量龙山遗存外，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时期的遗迹与遗物，本文主要介绍27—213年在周家庄遗址发现的周代遗存。周代遗迹大都为居址堆积，包括房址、灰坑等；另有少量瓮棺葬。依时代不同，可将周代遗存分为西周、东周两个时期。西周遗存的数量较少，仅见少量灰坑，另在一些地层中发现少量西周陶片。但西周遗存的内涵较丰富。据初步分析，可知其包含商、周两类因素，为探索商周关系等学术问题了；东周遗存的种类相对丰富，文化面貌也比较清楚，时代约当春战之交，属典型的晋文化遗存。博物馆《古代陈列》展陈一件虎形节，有铭文四字，以往未见讨论。本文考证铭文读为"王命传虎(遽)"。"传"字和"传遽"一词带有燕、齐文字特点，但从形制和铭文语言环境看此节当属楚器，应是战国晚期楚灭鲁后，与齐、燕文化相互影响的产物。文字记载的文献，是古代历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但在物质文化领域，文字记载则不够、具体和形象，给学术研究造成局限。直到2世纪中叶，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学者在继承传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始利用出土和传世文物中的形象史料，结合文献对文化史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并取得突出成绩。在考古学科快速发展，大量出土的基础上，形象史学的理论方法逐渐为学界认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的完全用绘画、雕塑等艺术形象研究表述的通史，是形象史学创新理论的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工程的竣工还可向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语言和国界的读者展示历史，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焦作市文物工作队、沁阳市文物工作队联合对沁阳市城区南外环路一座宋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酱釉瓷罐、骨刷、铜镜、银耳勺、钱币等随葬器物，为研究北宋时期沁阳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葬俗葬制，了宝贵的实物。本文根据《郑州大河村》的第四期遗存中涉及彩陶标本的层位关系，将该遗址的秦王寨文化彩陶分为五个发展阶段。通过对图案及构图的解析，分析了秦王寨彩陶风格的形成，进而探讨秦王寨彩陶的渊源与流变，及其与周边彩陶文化可能存在的关系。釉砂和玻砂是处于原始阶段的玻璃制品，其内部结构和化学组成均与成熟的玻璃有所不同。釉砂和玻砂不是完全的玻璃态物质，而是部分玻璃态和晶态石英砂的混合体。釉砂与玻砂的主要区别则在于二者烧成温度不同，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玻璃化程度的差异。但由于烧成温度和玻璃化程度确定的难度，以及在使用上可能造成的困惑，建议舍弃玻砂称谓，而仅以釉砂一词来命名此类处于玻璃发展初阶段的制品。在原料和烧制工艺等方面，釉砂为后来成熟玻璃的出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釉砂可被视为玻璃的前身，或可称为"原始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