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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岑伯的《书学史》比祝嘉的同名着作早问世28年，是我国部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史着作。王岑伯是河北乐亭人，是李大钊的同乡好友，早年供职于图书馆，并在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他的《书学史》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是手书石印本，其二是铅字仿古排印本，其三是哈尔滨《教育月刊》连载本。书中内容以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仓颉篇，收笔于晚清翁同龢。书法研究社的活动和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可能是王岑伯撰着《书学史》的诱因。《佩文斋书画谱》可能是他写作《书学史》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因为这部书是晚清民国文化人书画史知识的主要来源。王岑伯和他的《书学史》长期不为学界所知，表明民国书学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入。邹衡(1927-25)，的考古学家、教授，对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出了巨大贡献。现从其遗稿中辑出有关考古学的若干论述，以飨后学与读者。本文以博物馆馆藏《遐迩贯珍》为研究对象，参照辞书出版社翻印的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所图书馆所藏《遐迩贯珍》影印本，对其存世情况及所承载的宗教、新闻、科普、广告等信息进行分类研究，考察了其在近代思想史、宗教史、科学史上的地位，分析了其对近代的影响。克孜尔石窟位于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的明屋依塔格山上。始凿于公元3世纪，公元8世纪下半叶以后逐渐废弃。克孜尔石窟洞窟类型多样，壁画精美，艺术风格独特，在东亚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佛教东渐的重要一站。克孜尔石窟第38至4窟是一组洞窟，包括中心柱窟、僧房窟和方形窟。其中38窟是中心柱窟，是礼拜活动场所。主室正壁有佛龛，龛内原有佛像。洞窟其它壁面则绘制有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佛传故事，以及天相图、弥勒说法图等，体现了小乘说一切有部"惟礼释迦"的观念。第39窟为方形窟，穹窿顶，窟内没有绘制壁画，可能是用于讲经的。窟为僧房窟，窟内有生活设施，如壁炉和床，壁炉用于取暖，床用于禅修和休息。这三种洞窟的组合，共同服务于信徒观像和禅修功能。根据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因素，这组洞窟应当凿于公元5世纪。对安阳修定寺塔模印花砖的考证表明，其时代上限为北朝晚期，下限为隋代，整体风貌呈现隋代的特征。安阳修定寺塔的修造年代不会晚于隋代。该塔砖图像内涵复杂，有佛教文化因素，也有波斯文化因素，并且融入了汉文化因素。本文通过对罗布林卡藏品的比对研究，认为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鎏金大白伞盖佛母可能为"雪堆白"造像，并深入介绍了"雪堆白"造像工场的历史和大白伞盖佛母信仰的渊源，以及历史上众多大白伞盖佛母形象的分布与地域特征。邙洛墓志结合考古发掘及文献记载，洛邑成周遗址应在洛阳老城至瀍河两岸，只是城圈尚未找到。今孟津庄村东小冢出土北魏文昭皇太后山陵志，确定小冢东南毗邻的大冢，即孝文帝长陵。隋唐墓志所谓的"故仓"，实指隋唐东都城外北侧回洛仓。商周家族墓地出土的复合族徽铜器种类甚多，主要有食器之鼎、簋、甗、鬲，酒器之爵、觚、卣、觯、斝、瓿、尊、彝、壶、罍，水器之盉、盘，乐器之铙，之钺、戈等。这些铜器几乎涉及青铜器各类别，其在同一墓葬中常常与单一族徽铜器的种类不同，而铸造则显得比同墓所出单一族徽铜器的形体小、器壁薄、重量轻。复合族徽铜器见于同一墓葬，往往有主次之别：有些可能是墓主的子女及其配偶所铸造，有些可能是墓主的亲朋好友所赠送。商周家族墓地出土的复合族徽铜器共有17种组合，有关墓葬可划分为四个等级，能够确定墓主生前绝大多数都是中小，而随葬复合族徽铜器主要取决于其能否与其它铜器配成一套或一组礼器，并不在于体现其族氏属性。这些情况表明，复合族徽可能不代表族氏组织，而仅仅是族氏关系，即为同族分化、不同族氏联姻或联盟关系的表示。曹操墓早期盗洞位于后室顶部偏北处，口在南北朝地层之下。盗掘时代应该在曹氏政权灭亡以后不久，即八王之乱时期。这次盗掘曹操墓，是一种政治上的报复，迷信上的破风水，是担心曹氏复辟。盗墓者可能是司马氏的诸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