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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天穆是北魏王室后裔，在北魏历史上有过重要的影响。本文据史书记载，考释其墓志内容。"图式"一词在美术类文献中经常被误用。本文旨在通过追溯"图式"的源流以及它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艺术史中的广泛应用来阐释其意义和重要性。"图式"是存在于记忆中的认知结构，是对事物的概括认识。"图式" 初通过遗传获得，之后则通过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交流和不断被修正而发展。绘画中的"图式"概念虽然被赋予了具体的可视性形体，但它基本是一个"原型"的概念，这个"原型"具有很大的先验性和普适性。因此，把"图式"视为个性化的风格违背了其原本的涵义。西周虢季墓出土的青铜礼器，纹饰的表现方式和模范技术都处于转型时期。研究虢季青铜礼器纹饰结构特点和范缝痕迹所传递的信息，结合不同时期青铜礼器模范技术以及模拟青铜礼器陶范实验，可了解西周虢季墓青铜礼器范型技术的概况。本文着眼于顾颉刚先生的夏代史研究，企图厘清其在此问题上的前后变化，并辨明"古史辨"学者对夏代史究竟持何种意见。他在"古史辨"运动初期曾经相信"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但很快就放弃了此观点，而主要关注禹是否具有神性及其如何与尧舜发生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先后在中山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上古史"，为编写讲义始系统研究夏代史，并与童书业合撰《夏史考》。配合上古史研究同时新"古代地理研究"课，因而涉及《禹贡》等地理着作，并对"九州"、"四岳"等作出回答，由此激发他从崭新角度研究夏代史。终其一生，他是"疑禹"而不"疑夏"，即始终怀疑大禹是否为真实的人王，但从未怀疑夏代的存在为历史事实。所以他积极倡导建设真实的夏代史，并认为其途径在于考古学，而始终关注考古学在此领域的新进展。洛阳作为西周王朝的东都，出土大量西周青铜器，大口尊数量虽不足2件，但颇具成周特色。本文就洛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大口尊作较系统的梳理，认为该地区青铜大口尊是以商式无肩、无扉棱觚形大口尊为主体的。不仅如此，该地发现多件铅制仿商铜觚形大口尊及仿商青瓷大口尊，反映的是洛阳作为关中地区和中原郑州、安阳地区的连接区域，虽为西周王朝的东都，但文化面貌明显更接近商文化。尤其是武王灭商后迁殷遗民于成周，更进一步形成在周人统治下的殷周文化特色，这是该地区西周时期文化面貌区别于其他地区所独有的文化特质。这些大口尊一些是殷遗民铸造的青铜器，一些可能来自其他方国，一些则是典型的周人青铜器，面貌异常复杂多变。本文收集了现存的饰有"月梅"或"枝梅"纹的出土和传世的多种材质手工业品，兼辅以绘画和文献等，以极富诗情画意的"月梅"装饰题材为切入点，探讨在市民经济极为繁荣的背景下各种文物制度所形成的大的时代审美趣味和装饰艺术特色，继而由物及人、由小见大地管窥其时代的精神风貌。四川地区六朝瓦当可分蜀汉、西晋和东晋、南朝两个时段。前者有云纹、斜线纹瓦当，虽与曹魏、孙吴瓦当有一定共性，但差异更加明显，故以地方文化因素为主。后者有莲花纹和兽面纹瓦当，多有强烈的六朝文化特征。因四川地处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圈的边缘，这两类瓦当仍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并且兽面纹瓦当还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从公元67年至72年，唐顺陵的营建过程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太原王妃墓、顺义陵和顺陵，其石雕组合也明显分为三个时期。顺陵陵园的平面布局从内向外形成了三重布局：位于中心的封土、以陵墙象征的内城以及由四门石狮象征的外城。6年展的"唐陵大遗址保护"考古调查项目历经7年，先后对1座唐代帝陵进行了地面调查、考古钻探、局部发掘和测绘，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唐代帝陵不同时期的陵园布局和结构逐渐清晰，为进一步了解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以及陵园设计理念了重要。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献陵、昭陵为阶段；乾陵、定陵、桥陵为第二阶段；泰陵至光陵等7个陵为第三阶段；庄陵至靖陵等6个陵为第四阶段。梁带村墓地是近年来周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发掘者认为，该墓地为芮国墓地，年代从西周晚期一直沿用到了春秋早期。笔者综合目前已经发表的材料，认为该墓地并未见到西周晚期的遗存，已经发掘和公布的材料，年代均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早阶段；而且仅有南区的带墓道的大墓与芮国相关，从出土遗物来看，北区大墓与芮国没有直接的。南区大墓中，M27组是芮桓公和两位夫人的墓葬，是芮伯万返回芮国之后，其父母芮桓公和芮姜被驱逐到梁带村一带的结果，M28墓主是芮桓公到达梁带村之后，新立的下一代国君；而北区发现的大墓性质复杂，与南区大型墓葬关系不明。14年秋冬季，周原考古队在陕西周原遗址发掘了一座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形制独特，内涵丰富。本文从基址的形制和有关设施出发，结合文献记载，论证此建筑是西周时期居住在周原地区殷遗民所建的亳社。对该建筑性质的上述判断，可以将它与的凤雏一号基址、凤雏甲骨、微氏家族铜器窖藏等重要遗存有机地起来，不仅可以证明今凤雏村一带在西周时期是殷遗民的居邑，为深入研究周原遗址的聚落形态了重要契机，而且可以证明周原遗址就是西周的都邑"周"地所在。35年11月至1936年3月，英国艺术学院在伦敦百灵顿大屋举了"艺术展览会"，这是我国文化珍宝在海外的大型展出，也是珍品自清瓦解后在公众前的集中亮相。该展览由英方发起，响应，参展艺术品主要从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研究院及部分地方博物馆选出，还加入流散在其他和地区的文物，终共计送展38件，其中包括大量书画、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等。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这次展览会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影响力，并启了西方学者对文化艺术研究的新阶段。但是，此次展览也反映出东西方对文化的不同理解及中英国力差距等问题。值此展览会八十周年之际，本研究既对该展览会出回顾及反思，同时也望给当下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以更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