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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顿国是西周时期的古老封国之一。顿国从立国到亡国都城数有变迁。顿国始封之地应在今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一带，后受陈国的逼迫迁徙至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集(镇)。清华简《楚居》篇公布之后引起了学界极大关注，这是因为该篇记载了楚族早期历史的状况，它为进一步研究楚族早期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了新材料。经过学者的研究，许多问题都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在对《楚居》篇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楚居》篇中记载的季连事迹，认为楚族起源于中原说的观点在目前来看是为合理的。8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滕家岗子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发掘，采集了大量细石器，本文通过对其中几件典型石器的介绍及研究，认为它的年代应该和当年发掘的墓葬为同一时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5年左右。杨玄感起义是隋朝末年的重大政治事件。隋刘度墓志记载大业九年(613年)六月，杨玄感率众举行起义。刘度"应募"参与，六月十四日在皇宫东与起义激战时，陷入"重围"，身没行阵。刘度墓志与以往发现的卞鉴、张寿、张受、郭宠、王弘墓志相互参证，对研究隋末杨玄感起义，具有重要价值。明代帝陵石刻制度较之唐宋帝陵有较大的变化。本文在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明皇陵和明孝陵石刻雕凿年代和制度来源，指出明皇陵在经历了明初对北宋先帝陵神道石刻的刻意模仿之后，明孝陵的神道石刻在其基础上大胆创新，成为一代之制，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年，贵州省引进首批日本教习任教武备学堂。黔省地处西南，也不是日本重视的区域，却多省与日本建立方往来。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黔抚邓华熙的个人因素密不可分，包括他所具有的趋新思想、此前在安徽巡抚任上积累的招聘经验以及与日人建立的交往等。邓华熙接任贵州巡抚不久，为"风气"、"宏教育"而向日本方面提出聘订教习。双方就教习的聘用期限、权限、薪酬及人选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商议，并终确定了招聘合同。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的发展。以教习为主的在黔日人，则成为日本与贵州的重要中介；在商谈招聘的过程中已渐显强势的日本，亦借此机会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渗透。博物馆藏清代袁江十二《山水人物》图册创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年)。此小写意图册构图精妙，手法多变且情趣盎然，不仅表现出袁江高超的界画技巧，更展示了其在水墨、色彩以及人物传神方面的综合能力，丰富了关于袁江绘画技法、风格研究的图像材料。本文在图像分析的基础上，就有关袁江的文献展比较和辨析，着重探讨美术史界存有争议的袁江是否供奉内廷一事，认为袁江在雍正年间祗候内廷的记载基本可靠并提出相应理据：《国朝院画录》实际上肯定了其"曾入画院"为事实；图册中"臣江印"的钤印打破了袁江无"臣"字署款作品的说法，对于袁江身份具有重要的补证作用；《国朝画征续录》成书时间与画家所处时代有所交叠，其中"宪庙召入祗候"的记载更为可信。通过对山西省新绛县龙兴镇龙香村与乐义村仿古陶工艺作坊的调查，具体展示其工具、制陶原料、仿古汉陶罐的成型工艺和烧造工艺等一系列制陶工序。尤其是外模贴片成型法，对于研究秦汉古陶工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研究古代制陶工艺的重要参考。曾经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右策宁州留后朱记"铜印一直被作为五代时期的典型文物，实际上从印文内容看，这种判断有待重新审视。综合多方面特征来看，此印应属于唐代，原因如下：其一，印文中之"右策"可能是右神策的简写或省称，虽然这种称法并不多见，但此印文中之"右策"与多件已出土茶托铭文和铭文砖上的"左策"不约而同地证实唐代左、右神策曾经一度简称"左策"和"右策"。其二，宁州作为唐代神策京西北诸镇的驻地之一，与神策有直接关系。其三，作为名，"留后"之称属于唐代特殊地方制的产物，而作为凭证，唐代就有把印称为朱记之先例。这些特征均证明"左策宁州留后朱记"属于驻地在宁州之神策外镇中留后印。而备受争议的、甚至是劣迹斑斑的神策在唐朝灭亡后再未重新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保留许多唐代历史信息的印，不可能在右神策已经停废的五代时期行用。诚如是，则"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作为印其使用的时代只能是唐代，不可能是其他，因此，我们认为中晚唐时期的断代较五代之说更符合历史实际。据文献记载，华北至少有39处古代锡矿，分布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与陕西。因此，不能排除商代在华北获得锡料的可能性。此外，内蒙古与新疆产出许多锡矿，而邻近的阿尔泰山、叶尼塞河谷地以及七河地区，均有丰富的锡矿，其中部分矿区从安德罗诺沃文化以来即已被采，因而还需考虑商代是否有锡料来自中亚地区。本文以与"元佑四年"同一时期具有确切纪日的考古、窑址以及历史文献为依据，指出黑釉浅碗的题字中"元佑四年五月戊辰"及"刊造"存在的问题，进而认为该题字不足为黑釉浅碗的年代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