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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所藏并展出的熹平石经两件残石为亡佚已久的《乐经》，通过此两块残碑证明《乐经》确实存在，且至少在秦火以后的东汉，《乐经》亦曾经以儒家经书的形式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本文认为《乐经》的真正亡佚时间应该晚于汉献帝初平元年之董卓焚烧洛阳宫室之劫。四川省阆中市石室观题刻共有18幅，其中第5幅(编号为T5)为《隗先生铭》。《隗先生铭》题刻保存较好，大体可通读，全文约9字，内容丰富，书法精美，年代为南齐永明七年(489年)。该题刻除了一些宝贵的早期道教外，还证明了南齐时期阆中属巴西郡，而非北巴西郡，并且纠正了《舆地纪胜》中某些错误记载。明太祖第十四子肃庄王朱楧墓在今甘肃榆中县来紫堡乡黄家庄村，陵园建筑早已无存，其墓室(玄宫)曾被挖。该墓为青砖拱券结构，共有5个墓室、前后2道石门，是研究明代藩王陵墓制度的重要。新年画运动是新美术史上个政令化的美术运动，发始于1949年底。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年画就成为宣传的工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成立后，再次选择了有群众基础的年画进行改造，使其成为宣传新、建立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样式。由于政策的鼓励，大批艺术家、文艺团体投入新年画的创作中，产生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独特艺术语言的经典作品。以政治宣教为主要功能的新年画运动在2世纪5年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影响了新美术界其他画种的发展。但是，随着政治宣教功能被无限放大，艺术家的创作被过分限制和程式化，新年画运动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和空间而逐渐走向衰落。本文以这一时期博物馆藏新年画文物为据，探讨新年画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特点。博物馆藏稿本《曾幕文牍》两册是同治五年(1866年)至八年(1869年)由曾国藩幕僚起草、经曾国藩本人核改的信稿汇编，收录251通信函，收信人涉及94位晚清、界重要人物。首先，结合曾国藩文集和吴汝纶文集等材料，梳理曾国藩与吴汝纶关系，确定文牍应系吴汝纶家藏。其次，整理曾国藩批示、修订。他要求幕僚拟信时确定收信人称谓一致、回复政要务信函需参阅相关稿札、尽快回复与战事相关信札、指明改原因等；对信札的修改主要是文字的考证辨析、具体内容的修订等等，这些体现他务实但又一丝不苟的事原则，对了解曾国藩生平、幕僚情况、交友等问题，具有珍贵史料价值。，校勘《曾国藩全集》收录信函，发现全集未收信件169通。文牍作为拟信底稿，保存了文字的原始状态，对于补充全集等已刊信函的缺失内容、确定缮发日期、校订脱文和衍文，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15年3月，山东省济阳县垛石镇前刘村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唐代家族墓葬。两座墓葬的形制均为带墓道的圆形穹隆顶砖雕墓；M1为单室，M2为双室。M2出土的墓志中记载墓主人为顾忖，生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卒于唐文宗成元年(836年)。顾忖先后任黄县尉，东光、章丘、临济县令。其家族是魏晋时期名门士族，多出吏，涉及多位重要历史人物。M2是济南地区发现的有明确年号的唐代砖雕双室墓，墓葬的形制、结构、砖雕风格均极富特色，为了解唐代穹隆顶双室墓了详细。墓志中记载墓葬的年代，准确解决了唐代墓葬考古上的断代问题，具有标尺意义。前刘村唐代家族墓的发掘，为了解济阳的地名沿革了重要，填补了现存《济阳县志》只能较为详细地记录到金代的历史；墓葬的发掘对于研究当地水利水文、自然环境变迁等均具有重要价值。继陕西梁带村、山西黎侯墓地等新出毕氏有铭器后，清华简《耆夜》、《祭公》有"毕公高"、"毕桓"，为研究西周毕氏了新材料。本文从简本《耆夜》、《祭公》切入，结合金文等其他西周文献，综合研究西周毕氏：以《耆夜》为导线，辨析毕公高的史事及其相关金文；考辨简本《祭公》的"毕桓"与其他毕氏，证明西周中期毕氏很兴盛，未出现中衰；讨论毕氏的分支楷氏与楷国；综合排列毕氏世系谱，毕、楷两支皆延续到西周晚期，所谓"其后绝封"疑是国人暴动至厉宣之间的政治斗争所致。夔纹三足提梁盉是殷墟好墓出土的众多精美青铜酒器之一，1976年出土时残破及锈蚀严重，前人曾经临时修补。后该盉出现变形，多处裂，为更好地保护这件珍贵文物，本人对铜盉重新进行修复。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中"高引又(有)"后面一字，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各家的看法颇有分歧。旧或释作"庆"，或释作"麠"而读为"庆"，或释作"麐"而没有解释说明，或释作"麐"又把它与"麟"相而读为彣，或释作"麐"而读为"灵"，或释作"麐"而读为"庆"。从近些年的相关研究来看，此字释作"庆"或读作"庆"已经成为目前为流行、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意见。本文结合语音以及秦公大墓石磬铭文中的"高阳又(有) ，四方以鼏(宓)平"一句，认为应该读作"令"，训作"善"，它与"高阳又(有) "的" "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词。此外还讨论了与其相关的一些铭文内容。13年江苏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志意义重大，对确定隋炀帝的终葬时间等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从一始就备受学术界瞩目。发掘者先后公布了四种墓志释文，张学锋教授、气贺泽保规先生等中日学者，对释文进行了补释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了论述。本文在上述三家释文的基础上了进一步补正，认为：志文第二列"太岁"以下只能容纳五个字，应该是"戊寅三月十"；第三列第六字为"杨"，"杨州"的写法在隋唐以前并不鲜见；第六列第二字应该是"异"，"永异"与"苍梧"之间应该断句；第七列应该是"贞观元年"；第八列是"朔十□日"；第九列"塟"后两字为"炀(帝)"；第十一列第五两字可能是"吴州"，北周至隋初时扬州曾称吴州。通过以上补正，整理出了新的墓志释文，希望为隋炀帝墓志的进一步释读及相关研究，基础性的参考。黔中地区魏晋南朝时期的考古遗存主要分布在清镇、平坝和安顺，其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对当地两汉时期汉移民遗存有明显的承袭，也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汉移民与内地保持不断的同时，又在追求本土化的发展。这种继承与发展实质上是两汉以来汉移民社会文化在与土着及内地的不断交往中的顺应性发展。本文通过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和考释，认为目前发现的汉式遗存属于牂牁大姓兴起过程中的产物。这时期牂牁郡没有发生重大的事战争、政治纷争和社会离乱，与内地王朝和汉文化始终保持密切，社会长期稳定发展。以谢氏为代表的牂牁大姓推动着牂牁向东、北、南转移发展，这使得这时期的牂牁郡具有了新的内涵和意义。隋唐时期的牂牁大姓正是 4年3月，由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扬州唐城考古工作队，在扬州南宋宝佑城西城门西侧出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挡水坝遗迹；在发掘区第3层，出土一定数量且较为完整的陶瓷器，为研究宋代以来扬州陶瓷贸易情况了重要。出土陶瓷器以两宋时期为主，少量唐代及元明时期产品，所涉及窑口主要有吉州窑、建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本文根据出土陶瓷器的器形特征、装饰手法、釉、胎等，进行分型分式总结描述，以揭示宋代以来扬州城瓷器使用情况以及与周边窑口的关系。出土文物表明，宋代以来扬州与周边地区陶瓷贸易仍在持续，也从侧面说明我国陶瓷贸易至宋元进入大发展时期，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陶瓷产品不断向周边乃至更远地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