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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博物馆化一直是博物馆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古代"基本陈列设计中，博物馆展览设计人员始终以陈列博物馆化为圭臬，认为确定合理的历史分期，构建以文物为核心的陈列体系，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基础；正确内容设计与形式设计、施工之间的关系，形成符合博物馆文化特征的设计方式，是实现陈列博物馆化的重要内部合作机制。12年5月，博物馆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进行浊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调查活动中，对屯留柳行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现了丰富的史前文化时期遗存。该遗址的遗物主要出土于灰坑H1和H2，两个单位所出的陶器在器类、质地、纹饰、制法上相同，表现出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阶段的典型特征。该遗址出土数量众多的尖底瓶残器，形态大多为锐角尖底、口部重唇，且两个部位的形态变化较小，应该代表了一个时间较短、面貌变化不大的文化发展阶段。总体来看，该遗址属于内涵单一的庙底沟文化中期阶段的典型遗址，出土陶器与晋南地区同时期陶器面貌基本一致，而与晋北同时期陶器差别较大，反映出仰韶文化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因距离和地理环境而造成的面貌差异。柳行仰韶文化遗存为深入认识山西东南部史前文化了重要素材。通过对时代特征强、演变快的陶器进行分析，可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进行重新分组，167座墓葬共划分为五组，其中包含两个数量不多的过渡特征组。遗迹现象表明，第三组时是大同南郊墓地形成史上的巨变时期，此时北魏经历了太和改革和迁都洛阳，第三组墓葬所表现的维持和破坏并存的状况，当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7～29年对沟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尤其重要的是发现和探明了遗址外围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小两个环壕，填补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依据层位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大体分为四期，时代从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7年对唐户遗址进行的发掘，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41座、灰坑169个、沟2条、墓葬1座，出土了一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物。这批材料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有助于研究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和聚落形态，以及建筑方式、生业形态、社会组织等。8年度对麦坪遗址的发掘，共房址5座、墓葬13座、灰坑12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各类遗物2余件。该遗址是大渡河中游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本次工作区分出四类不同的文化遗存，对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研究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了重要。6～28年对西金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中北部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3.8万平方米。此次发掘位于城外，发掘面积52平方米，了城墙、壕沟、灰坑和水井等遗迹，出土一批龙山文化陶器和石器，整体文化面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另外还发现了粟、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遗存。河济地区在仰韶文化中期时文化面貌并不发达，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早期时，随着气候向冷干转变，而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文化始繁荣。濮阳高城的城墙早为这一时期兴建。到龙山时代后期，随着一场长时期的大洪水的到来，河济地区的文化又走向衰落。16年12月，巩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巩义大黄冶村新兴家园发掘两座唐墓，其中M599出土有较多的唐三彩。由于此墓的年代已接近三彩俑消失的年代，故对研究巩义唐三彩的兴衰有重要意义。6年12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配合郑西铁路客运南站项目工程考古工作中，唐代豆卢氏家族成员墓3座，其中编号为C7M366墓主为唐平原郡国公豆卢恕，出土有部分随葬品及一方墓志。该墓的发现并发掘，有助于厘清隋唐时期豆卢氏家族世系渊源，为研究洛阳地区唐代高等级墓葬的埋葬习俗了重要的实物。关防作为印信的一种，早出现于明代，清代主要颁给临时设置的员作临时性印。博物馆藏有一枚"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为197年上任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所使用。本文以这枚藏经的14年中，四次请领大学堂"关防"的过程，还原了京师大学堂从草创阶段具有浓厚封建特色的旧式书院，经过几任大学堂负责人的苦心经营，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初具规模并具有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的历史。同时指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关防"从木质改为铜质，这一变化反映了清在十几年社会危机的时刻，对新式学堂应势而变的态度和逐渐重视的过程。本文对河南博物院收藏明清时期的印章加以论述考证，概括它们各时期的特点等。经过3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三门峡市区、陕县和灵宝等地，发现战国至秦汉时期墓葬3余座，出土陶、铜、铁、玉及骨器类等随葬品43多件。这些墓葬形制特殊、演变规律明显，随葬的蒜头壶、茧形壶等特色，墓主人的埋葬姿势等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被定名为秦人墓。其上限为战国晚期，下限至西汉早期。如此规模的秦人墓葬出现在三门峡地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形成的，这对研究秦人的发展历史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北朱村，是明代北平布政使张昺的后裔居住地。为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建筑群，时代从明末至民国，前后达3余年，是河南省现存面积、院落多、保存较好的大型古村落之一。本文对周原遗址贺家村出土的昔簋铭文的关键字词、所记礼制及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昔簋铭中的"▉"应读为遏，训为止。"遏偪姞于韩"，义即嫁偪姞于韩。昔为送者，故韩侯用贝、马傧赠昔。昔簋铭文所记与《仪礼·士昏礼》相合。昔簋为西周国族研究了新史料，偪或即姞姓之密须，其地在今甘肃灵台附近；韩乃武之穆，初封或在冀北之固安，西周末徙至晋南；昔氏为周大夫封昔者，其地或在今河北巨鹿附近。昔簋之年代在西周昭王、穆王之际，簋铭所见王姒究系时王之后，抑或先王之后，还需再讨论。本文指出，周代嫔妃的称谓不仅关系周代礼制，更涉及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沈周与北京文群体的交往，是关于沈周其人其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明中期文坛并积级参与绘画品评的李东阳，是北京文群体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与沈周往来颇多。本文从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入手，结合存世绘画作品与文献记录，考察交往的建立与收藏途径、题跋与品评、鉴藏行为与沈周绘画的互动等细节，试图厘清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群体对沈周及其绘画的态度。本文得出结论如下：沈周与北京文群体的交往，有赖于苏州籍北京文的促成，书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绘画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产生需求，与北京文的持续关注和频繁的鉴藏活动相关。北京文的鉴藏行为，曾对沈周的绘画产生影响，而沈周在绘画主题与风格上的选择，也积极地回应并参与到了北京文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