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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凤翔县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绢质汉文陀罗尼经咒绘写本，其主体内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说随求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咒中心和周边的图像对理解唐代密宗真言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本文对经咒中涉及到的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认为经咒中心图像为一头戴虎头冠的披甲执锐武士形象。此类虎头冠图像发轫于西方，向东融汇佛教中的天龙八部思想，进入中土之后，经过了若干次变容和转化，成为具有"护国、护教、护城"战神之力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正与凤翔墓地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经咒周边为佛教手印、花卉纹等构成的组合图案，以及经咒书写方式的结构—环绕式构图，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密宗曼荼罗坛城的表现形式。此外，凤翔经咒中所表现的密宗思想有可能与墓地杀殉现象存在一定关系。91年，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为唐代名相岑文本侄女、刘洎儿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岑景倩之子，岑平等与岑羲实为堂姑侄关系。岑氏丈夫刘广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乡江陵，但其独葬于洛阳邙山，既与其信仰佛教有关，更与自武后时起山东士族与侨姓士族迁移洛阳的潮流相系。南阳岑氏为侨姓高门，入唐尤为显赫，为一门三相，唐代前期只有兰陵萧氏能与之比拟。岑平等卒时，其伯父文本、从长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习惯自矜门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显得不同寻常，反映出对武周时岑长倩冤狱的莫大忌讳。该墓志称岑平等仅有一子，即郑州司仓参刘敦行，据193年洛阳出土刘敦行神道记云，敦行为薛氏所生，岑氏实乃嫡母。庞村商代青铜器出土于山西隰县城南乡，其年代为殷墟一期偏早阶段，与吕梁山一带发现的大量商代晚期铜器差异较大，较为特殊。同时，也表明至少在殷墟一期左右，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已经与吕梁山地保持了较高等级的文化交流。 "非遗"保护项目——深圳市沙头角鱼灯舞是一个融南北文化为一体的颇具岭南文化特色的广场舞蹈。它对于中原文化、客家文化、岭南文化、民俗学和原始宗教信仰的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客家话"鱼"、"吴"谐音，寓意特殊。值得注意的是，沙头角客家吴氏传承的鱼灯舞，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这一现象，便把它编成了"群鱼"反抗"鱼霸"的故事而广泛流传民间。如果从鱼图腾崇拜的角度分析，鱼灯舞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氏族公社时期的鱼祭巫术活动。这一文化形态是吴氏族人从黄河流域南迁的征途中，经过不断吸收、融合和发展形成的。关于龙门洞的镌刻年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其镌刻年代应是唐代高宗时期，并从出土和传世文献的记 13年3月至6月，为配合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建设，郑州大史学院考古系对淅川单岗遗址先后进行两次发掘。在次发掘过程中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房址、灰坑、灰沟、墓葬、瓮棺等遗迹，出土较为丰富的陶器、石器等遗物。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豫西南地区屈家岭文化的文化特征与年代以及聚落布局与结构等相关问题了新材料。南阳武侯祠是目前豫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一处古建筑群。武侯祠内保存有大量的泥塑、石雕、木雕、砖雕作品，体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雕塑作品具有鲜明的道教艺术和三国文化题材、娴熟的雕塑技艺和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的特色，对武侯祠起到了完装饰美化作用，进一步丰富了武侯祠的文化内涵，吸收和继承了南阳汉画等的雕造技法，成为中原雕塑艺术的宝库。戎是先秦民族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先秦尤其两周历史进程的发展与走向，华夏文化的丰富、多样化，华夷之辨思想的出现，以及加速华夏民族的形成等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春秋时期，戎在史籍与出土青铜铭文中多有出现。本文在考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以期对春秋时期诸戎的分布地域有清楚的认识。顺山集遗址第二期遗存表现出一种异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可命名为"顺山集文化"。与后李文化、贾湖一期文化、彭头山文化进行比较，考察顺山集遗址第二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反映出这类遗存作为一种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可以明显区分。12~214年，对西南呈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15座，其中一座为"甲"字形大墓。出土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玉石器和海贝等，在"甲"字形大墓M15的墓道内发现殉车14辆，是迄今发现的西周墓葬中墓道葬车数量多者。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判断，这批墓葬分属西周中期和晚期。分布于鄂西峡江地区夏商时期的朝天嘴文化，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上限或可到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左右，下限可能在殷墟第二期左右。文化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朝天嘴文化是在三星堆文化的强烈冲击下，融合了大量土着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江汉地区、渝东地区及中原地区的少量文化因素。87年，在洛阳市吉利区发掘了北魏时期的吕达、吕仁父子墓。墓葬的分布位置符合当时的埋葬制度，两座墓出土的随葬品处于北魏迁都洛阳后的转变期，形成前、后期不同风格的组合。吕达墓所出嵌蓝宝石金戒指及胡俑等，是北魏迁洛以后以洛阳为中心的东西文化交流和丝绸之路商贸活动的见证。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帝国加强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重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集权制度的形成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制与面文具有典型的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