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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可文物普查过程中，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库房发现线装日记手稿《东游琐记》一册。此日记未注明写作年份，记录日期从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日记记录了作者从家乡成都出发东渡日本求学的事宜，涉及留学的准备过程、航行路线、途中见闻、交往的人物以及到达日本后购置的书籍书目与食宿、学费、书购衣的花销等内容。通过对《东游琐记》内容与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关系、行文风格与笔迹三方面考证，本文认为，《东游琐记》作者正是晚清学者吴虞。吴虞，近代思想家、学者，早年留学日本，因五四时期猛烈抨击旧礼教和儒家学说而产生较大影响。胡适称他为"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新成立前，和美国曾经进行互相摸底式政治接触，但终因地域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等因素，选择并实行了联苏抗"一边倒"外交政策。从新6年的历史来看，"一边倒"外交战略有利也有弊。美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一问题了有益的借鉴。本文使用偏光显微镜、X射线荧光分析仪（XRF）分析了两件战国时期的乳钉纹管形器MB11和MB26，两件器物均含有玻璃相和肉眼可见的石英颗粒。XRF分析结果显示，MB11和MB26器表化合物的成分相同且含量接近。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SEM-EDX）、拉曼光谱仪等确定MB11为费昂斯和玻璃制品的过渡制品，石英砂颗粒粒度45μm之间者占97%，52μm者仅占3%。SEM-EDX分析表明MB11蓝色玻璃体为Na2O-CaO-SiO2，同时含有少量的助熔剂PbO和BaO。一般认为，Na2O-CaO-SiO2是西方古玻璃的主要化学成分，而PbO-BaO-SiO2是我国的古代玻璃体系。此次在Na2O-CaO-SiO2玻璃中发现有少量的PbO和BaO，可视为我国古代玻璃使用助熔剂的过渡转变之一例。东周王城在我国历史及古代都城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历史文献的欠缺，对其一直难有较直观的认识。本文将有关记载东周王城的历史文献和建国以来对其所的科学考古发掘进行了梳理，从东周王城在周朝疆域中的布局及王城内部的规划格局两方面，对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作了较为的探讨。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M26出土了两件精青铜器单叔盨与丰伯簠。单叔盨是单叔为其女儿孟姞嫁到虢国所的媵器。丰伯可能来自姞姓丰国，丰伯簠极有可能是丰伯为媵单国之长女孟姞所作之器。这两件器物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媵婚制度。新石器时代陶鼎基本是一个大的传统，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约公元前62年发源于中原地区，约前5年以后扩展至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约前42年以后渗透到辽东半岛，约前35年以后南渐至华南北部地区，约前25年以后扩展至华南大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陶鼎在4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空间虽不断扩展，但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直是主体，中原地区始终是核心。13年发掘的韦岗遗址以新石器时期堆积为主，遗迹有灰坑、沟、陶片与红烧土堆以及柱洞。出土了陶片、石器以及动物遗存等。该遗址属于凌家滩文化，对该遗址的发掘证实了凌家滩遗址的高度发达有其社会基础，充实了凌家滩文化墓葬之外生活方面的信息，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凌家滩文化的面貌、年代和盛衰原因。12年和213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对云南陆良县薛堡墓地进行了发掘，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随葬品有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玻璃器、漆木器、钱币和铜镜等。墓葬的主体年代应在西汉时期，文化面貌有较强烈的地方特色，因此判断该墓地为西南夷某地方部族的公共墓地。11年，谭家岭遗址发现了房址、灰坑、木构遗迹、瓮棺等遗迹，出土了石器、陶器、竹木器，以及树木、树叶、稻谷、穗轴、田螺等动植物遗存。发现的有机质遗存丰富了石家河聚落群的文化内涵，对研究生业状况有重要价值。粘土堆积的构成和埋藏特点有助于理解石家河古城变迁及石家河聚落群的形态变化。敦煌的观音救难信仰早在北凉时期就随着《普门品经》的流行而流行。到了唐代，这一信仰更加盛行。由此，与之相应的《观音经变》也大量出现。就莫高窟而言，此期的《观音经变》不仅反映了其对印度普门品变相图的继承与发展，而且反映了显性与隐性观音画像、三十三化身与世俗人物画、榜题与程式化等问题。本文就莫高窟唐代《观音经变》中的观音画像及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论述。本文将《陶文图录》中秦陶文部分释文缺释及不准确的文字，与已被确识的秦文字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新的考释意见，同时对相关问题作简要说明。上林苑始建于战国秦时期，汉武帝时期对其进行了扩建，使其面积和功能达到盛的规模。上林苑作为一处综合性的机构，自有一套管理系统，它隶属少府，并设置有上林尉、上林三等职能部门加以管理，其中上林三铸造了数量颇多的铜器。博物馆藏有三件上林铜器，两件是出土于上林苑范围内的窖藏物，一件是自晚清就有着录的传世品，它们是研究汉代上林苑及其用器的珍贵。通过这三件铜器，可以看到上林苑铜器有着一套严密的生产与管理制度，而在具体使用中也存在异地调用的情况，包括调入和调出。本文旨在从国博藏上林苑铜器出发，系统整理出土、传世及仅见着录铭文的西汉上林苑铜器，并对器物、物勒工名、度量衡等问题加以讨论，这对于研究秦汉时期宫苑、汉代用器制度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