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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和质谱方法测定了安徽蚌埠禹会遗址出土的薄胎磨光黑胎与普通陶器的微痕量元素化学组成,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分析,结果显示,薄胎磨光黑陶的微痕量元素组成与普通陶器有明显不同,结合考古学背景分析,这种精 陶器应不是由禹会遗址本地生产,而是从外地传入的,且其产地来源可能在2处以上。本文的研究对探明禹会遗址的性质、验证"禹会涂山"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了解龙山时代晚期皖北及其周边地区陶器传播与文化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了十分珍贵的实物。本文介绍的皇唐三阶大德禅师碑,以三组佛造像为碑的主体,且造像主尊不是三阶教徒口念的地藏菩萨。文章意在说明佛教其他宗派的造像、礼佛风气对于三阶教的影响可能是始终的,同时通过造像内容,对这通唐代三阶教造像碑的相对年代作了大致的推断。裴李岗文化强盛时对外扩张影响,将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和黄河中游以北地区与之紧密在一起;衰败时又东向迁徙,其文化因素深深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北地区文化当中。正是由于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的强大作用,才使黄河流域文化紧密连结在一起,从而于公元前第九千纪形成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文化区";才使黄河下游、汉水上游、淮北甚至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也与中原文化区发生较多,从而形成"早期文化圈"的雏形。主室东壁窟门上方绘独立的供养人像是敦煌吐蕃、张氏归义时期特有的现象。本文以敦煌吐蕃时期的纪年窟阴嘉政窟(莫高窟第231窟)窟门上方《阴嘉政父母供养像》为基础,从佛事仪轨、吐蕃习俗两方面分析了吐蕃时期窟主父母供养像呈执炉胡跪之姿的原因,结合现存邈真图像、文献探讨了窟主父母供养像与邈真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此类图像所体现的洞窟祀祖的功能。1年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兴县刘家峁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刘家峁遗址包含有仰韶晚期和东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发现,填补了晋西北新石器时代遗存文化谱系的缺环,有利于加深对史前时期晋、陕、蒙间文化传播、交流通道的认识和了解;东周遗存的发现对于进一步了解晋文化的分布范围及其影响有重要意义。六博棋局、日晷、铜镜上共有的TLV纹从何而来,一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系统整理考古出土的六博棋局,依据图案加以归纳,并进行历时的排比,以考察演变的过程,并认为TLV纹是六博棋局发展到西汉时代的样式,出现年代不早于战国末年。隋唐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2千多公里的大运河。其凿对于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维护 统一和集权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本文分析了洛阳的地理环境、建都史略、水运基础、隋唐大运河凿的历史背景和由其凿而促进的隋唐时期洛阳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置的形成,以及中晚唐时期受战争、通航条件、气候、灌溉和漕运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使洛阳逐渐远离了中心位置。从宜侯吴簋铭文本身的线索可知,周初宜国之封地,应该坐落在西周"东域"范围内。周代成康以后的"东域",其西界在河南安阳、洛阳一线以东,南界不可能越过淮水,所以宜地似应在以汶、淄流域为中心的"东土"区域范围内寻找。结合卜辞"义"地地望可知,宜侯的封地应该在今山东莱芜市境内,也即晚商戍甬鼎铭中的宜子之地。宜侯吴簋实乃东土礼器,与西周吴国国史无涉。焦家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包括夯土墙、壕沟、墓葬、房址和陶窑等遗迹,大量陶器、玉器、龟甲器等遗物。夯土城墙、环绕城墙的壕沟和一大批高等级墓葬以及玉器、白陶和彩陶的发现,表明该遗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很可能是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大型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