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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博物馆馆藏战国铭文铜鼎所刻铭文初步判断为战国时期燕国文字，该鼎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行政区划了有益材料。薛河流域是山东古遗址密度的地区之一，21-212年 博物馆与山东大学合作在此区域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工作，共发现遗址和遗物分布区18余处。项目在田野调查和聚落研究中使用GPS、分区采集和：rcview软件分析等手段，主要考察了本地区北辛文化时期至秦汉时期的宏观聚落形态和变迁情况。大体而言，这一区域聚落发展的总趋势为聚落数量不断增多，分布范围逐步扩大，聚落规模逐渐增大，聚落间的分化逐渐明细。具体又可以分为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时期的萌发期、大汶口文化至商代的稳定期、西周至秦汉时期的高速发展期三大阶段。宏观聚落变迁的整个过程以稳定和继承为主，突变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多友鼎以其长篇铭文和丰富的内容，成为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笔者经考证认为，金文"广伐"一词为专用贬义词，并非指战争规模，而是专指外族或敌方对周的"侵犯"、"进犯"。作器者多友不是郑桓公友，他只是武公的部将，研究者对于金文人名与文献人物的比较研究存在较多乱象，笔者认为金文铸人名不可能用借字，所以金文人名间的考证也不适用同音借。多友鼎铭文分别记载战后周王对武公的赏赐以及武公对多友的赏赐，是西周严格等级制度的反映，也体现了西周赏赐制度的一些特征。至于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杨冢等的地望，有研究者根据新出尚父簋认为其地在山西新绛，笔者认为尚父簋的作器者不可能是杨侯长父，故其观点不能成立，且京师也不可能是指宗周镐京。多友鼎铭文所记京师和杨冢的地望，只能在陕西豳地。2年连云港海州区双龙村西汉墓M1出土名谒M1︰3，整理者释作"孤子曰平侯永"。本文考证"曰"字当释作"西"。西平侯永，即见于《汉书》的西平侯于永，为西汉宣、元时期丞相于定国之子。名谒中于永自称"孤子"，显然是在其父去世不久。据史书记载，于定国死于永光四年(前4年)，子于永继承爵位，当时尚不满3岁。又据考于永嗣侯位2年即薨，《外戚恩泽侯表》记为"二十四年"误，"四"当属衍文。如此，M1︰3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4至前2年。又同墓所出另一枚M1︰29名谒记载"弘农太守匡"，据考即见于《汉书》的张匡。此人在河平四年(前25年)任太中大夫时上书"陈日蚀咎"，升擢弘农太守在此后。因此M1︰29名谒可能出现的时间为公元前25年之后。综合两枚名谒的信息，M1的下葬年代可以确定在公元前25至前2年之间。通过对以往和近年复查新收获的梳理，找到了D3始建年代的准确地层证据，进而确立了D3早期建筑的始建年代为偃师商城商文化第二期3段，为宫城形制布局以及宫城的性质、偃师商城小城、大城的性质了新的判定依据。并探讨了D3晚期建筑的始建年代问题，进而对D3早、晚两期建筑的存续年代了宫城布局上的探讨。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客使图》壁画中戴鸟羽冠使者的身份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基于不同视角和理论范式下的高句丽说或新罗说均有理论指导意义。在唐高宗时期的朝鲜半岛地缘政治构筑和唐罗关系的大背景下，笔者以章怀太子生活年代和陪葬乾陵的建造时间为大框架，以这一时期唐代皇室争 争为参照，分析其政治生活中关系密切的人物与重要事件，探析他参与唐罗事务的可能性及途径；同时比对这一时期新罗与唐朝关系的动向，梳理入唐新罗使者的情况及活动轨迹，再与现存遗迹遗物进行交叉比对。认为与章怀太子关系密切的人中，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刘仁轨和新罗使者金仁问对唐高宗和章怀太子的朝鲜半岛策略颇有影响，由此提出戴鸟羽冠使者可能来自新罗皇室，还可能与多次往返唐罗之间、长期居于唐朝、对唐罗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金仁问有某种关联。大足北山佛湾第137龛是一铺南宋绍兴时期所作阴刻线描画。该作依据《维摩诘经》而绘，完整地表现了文殊问疾维摩的情景。目前虽有漫漶，但仍保存了大部分内容，尤为可贵的是，画面留有关于画工、刻工、主持人、功德主、年代等诸多题记，信息涉及有关该作图像、历史、信仰等问题，是研究晚期佛教美术 的案例。宋、明、清等历代文献及今人一些着述对此经变有程度不同的载录与探讨。然经检索，发现各类文献对此经变的记载不仅失之粗略，还出现诸多纰漏与错讹，更令人忧心的是，某些谬误被学界所忽视，并以偏为正，粗率因袭，以致以讹传讹。鉴于此，本文通过田野考察与文献甄别，对各类错讹予以商榷补正，并对经变之内容、粉本、作者等问题加以考述。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以建议国共同祭黄帝陵、向延安派出考察团、暗中资助红饷形式，以响应蒋介石建议、强调"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热情接待考察团等形式，为达成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抗战初期，国共之间，尤其是在第二 ，事上有过很好的协同，政人员之间有过很好的交往。为了维护国共合作，自行解散设在国民党党政系统的秘密党组织。国共产生摩擦的原因是国共抗战路线不同，国民党害怕力量壮大后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以皖南事变后国民停发八路、新四抗日饷为标志，始了领导抗日武装完全独立发展阶段。古代纺织和现代民族学纺织，虽无直接渊源关系，但两者之间应该存在地域纺织技术的传承，所以在研究史前时期纺织技术或工具时，借助当地或者临近地区的民族学作为参考和进行比较，是一种较为可信的研究方法。本文首先分析了小河墓地出土的毛布，其经头、经尾和两侧幅边反映了织物在布轴和织轴上的形式；其次对新疆各地少数民族的简易织带地机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认为这种地机与处在新疆毛纺织业发展初期阶段的小河居民毛纺织业的生产能力是相适宜的。在此基础上，根据 少添加和功能原则，探索复原出小河织机的形制。并根据织机的一般发展规律，利用新疆民俗材料佐证，认为小河时期的毛织机是无综地织机。75年成都羊市街出土"别部司马"铜印一件。显示，这种东汉员印章，在 其他地区也有少量发现。据文献记载，别部司马是东汉时期别营的领，早期直属于大将。东汉末年，制受到破坏，别部司马的隶属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东汉中，虽然别部司马的地位和秩都不是很高，但东汉末年至三国一些历史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职。由于东汉制对别部司马的领数并没有作出严格规定，加上"别营"、"别部司马"属于比较特殊的编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朝廷和各大割据势力也就将其作为收编流散武装、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和工具。在东汉末年争霸战争中，别营、别部司马为各方霸主争夺势力范围，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别营和别部司马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并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江苏南通一带所出的澄泥石砚，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所称陶制澄泥砚的文具，它自清初始，后则成为地方名产。由于有的经过了文人的参与，因此更具历史和文化价值。本文从南通博物苑藏品中择取三方带铭石砚，对其作者及相关史实进行了考索，借以揭示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通过对博爱西金城遗址的资源域分析，重建了龙山文化时期西金城聚落小区及其所在徐堡聚落区域的控制网络，以此将整个豫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分为至少3个聚落区域，每个区域的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分别控制着4～5个聚落小区，有3～4级决策聚落等级，并有扇形和梯形两种聚落控制模式。7年夏，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对龟趺山建筑基址进行了发掘。基址由台基、主体建筑和两侧登山路等组成。主体建筑面阔和进深各三间。有一幢石龟趺碑座。发现刻有契丹大字和汉字的石碑残片。据汉字碑文可知，碑上刻有耶律阿保机的历史功绩。该基址为"辽太祖纪功碑楼"。95年以来，对湖南永顺县老司城遗址进行了四次调查与发掘，基本明确了城址各个功能区的分布情况。宫殿区与衙署区位于城址的中心，其周围分布有街道区、土司墓葬区等。出土遗物有
建筑材料和青花瓷等。老司城及其周边的建筑大多建于明代。老司城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土司制度、与少数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凉城县水泉2座辽代早期墓葬。两墓为圆角梯形竖穴土坑墓，有殉牲。随葬品主要是金银饰品、鎏金铜马具、铁器和大量腰带饰品等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遗物，其中M27所出一套完整的马具体现出突厥文化的风格。这2座墓葬对了解该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等了重要。7～28年在淅川县马川墓地发现了近百座东周墓。墓葬保存基本完整，其中以118号墓的规模较大。该墓为带墓道的长方形多台阶竖穴土坑木椁墓，由墓道、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内有一椁三棺，出有陶器、青铜、铜铃及料珠、玛瑙珠等遗物。该墓年代应为战国早期，墓主人为卿大夫级。6年8月至9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等在偃师市阎楼村一座封土墓冢。墓冢上部原筑封土为圆形，径28米。墓葬为单室土洞墓，由长斜坡墓道、甬道、长方形土洞墓室三部分组成。出土器物残存陶器、瓷器、铜器、石器等28件。据墓葬形制与出土器物，该墓时代应为东汉晚期到曹魏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