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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收藏一件清代书法家邹振岳行书立轴,在对其表面害、原裱形式、装裱材料(包括宣纸、绫子)等方面检测分析后,遵循不改变文物原有的装裱形式的原则,进行重新装裱。新发现的鲍子鼎铭文,经吴镇烽先生考释,基本无疑义。本文仅对铭文中"君"字的理解略事补苴,并对"柬"字的考释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柬"当读为"间",训为"间隙、嫌隙、隔阂"等义,是作器者鲍子委婉地祝愿鲍家的女子仲匋姒不要被夫家所出的意思。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美国芝加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收藏的碑帖拓本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宋拓赵侍郎不流本游相〈兰亭〉》就是其中之一。该本为游相《兰亭》"己之二"(第五十二种),翻刻于一"九字已损"、"五字未损"的定武古本。由于卷改册装,其上"赵氏孟林"骑缝印被一分为二,十分罕见。在目前关于"赵氏孟林"的文献记载尚不充分、明确的情况下,可以从已知的游相《兰亭》拓本装潢钤印定式本身入手,对其进行分析。检览统计若干游相《兰亭》相关信息,笔者认为,赵孟林是明初晋藩朱棡装潢人的可能性较大。作为游相《兰亭》标志要素之一的蓝纸隔水,则是经朱氏收藏后重新进行装裱的一个显着特征。而同一取材、或有或无的蓝纸小签上所标注的"天干编次帖本名称",亦是游相《兰亭》标志要素之一,或许正是出自赵孟林之手,当然也不排除朱棡亲笔的可能。宜君县秦家河摩崖造像共4龛。其中4号龛为佛教造像,2号龛为道教造像。龛造于西魏,4号龛造于唐代,是研究这一时期造像艺术和宗教信仰及民族融合的重要。在徐州已发掘较多陪葬陶俑的西汉墓葬,出土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的西汉陶俑。陶俑因用途等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组合,并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征。初步推测徐州地区陪葬陶俑的西汉墓葬墓主多为刘姓 。徐州西汉墓陪葬陶俑组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用俑陪葬的制度及徐州西汉墓葬的地域特征。1年4月发掘的白鹭洲战国墓M566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墓主为女性。墓葬中出土一椁三重棺,以及铜器、仿铜陶礼器、漆木器及玉器等随葬品。墓主身份应不低于大夫级,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此墓葬的发掘丰富了战国时期皖西地区楚墓的研究,对研究安徽地区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年11月至23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对面墩墓地发掘了三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M1为带双耳室的前、后双室墓,规模较大,墓室结构基本完整;M2为带侧室和排水沟的横前堂双后室墓;M3为带耳室的单室墓。三座墓共出土陶器、青瓷器、铜器、铁 年在鹿泉西龙贵墓地了唐宋时期的小型墓葬21座。墓葬分砖室墓、砖椁墓和土坑墓三类,部分墓葬有简易棺台,死者似直接陈尸于棺台或墓室地面。盛行夫合葬和仰身直肢葬。北宋后期葬俗发生了变化,如出现捡骨二次葬、死者头枕
板瓦等习俗。出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铜钱和板瓦等随葬品。成都十二桥遗址的时代相当于商周时期。该遗址 早的地层中出土大量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其早期或属于三星堆文化。从当时的文化格局看,成都地区其他一些遗址中也应有三星堆文化遗存。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面貌、内涵等均较为一致,二者或为同一文化的两个发展阶段。但十二桥文化与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差异显着。12~213年,对贵州平坝县牛坡洞遗址进行发掘,发现4座墓葬,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遗物以各种细小打制石制品为大宗,还有大量典型细石核、细石叶等。
砾石工具数量亦较多,砺石和磨制石器数量很少。陶器数量较少且破碎严重。这些发现对研究该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12年,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等对山东省日照市尧王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确定了城墙的存在及其范围、结构等,发现的遗迹有器物坑、灰坑、灰沟、房址和墓葬,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物均主要为陶器。城墙的始建年代为大汶口文化晚期,主要使用年代为龙山文化早、中期。2~28年,对安阳市铁三路殷墟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和墓葬,出土遗物以骨料为主。制骨作坊的年代 迟始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持续到第四期晚段。出土的大量骨料为研究晚商时期的手工业生产、畜牧业经 1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等对草鞋村遗址进行了多次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墙、护城河、长廊、作坊等遗迹,出土较多
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手工业作坊遗迹为探索中原制瓦技术南传及汉代营手工业制度了重要,其港口城址的确认对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河南永城南山一号汉墓1号陪葬坑出土一件铜锺,其肩部与腹部之间阴刻"上御锺常从盗者弃市"铭文九字。本文对铭文进行了详细考证,并根据历史文献,对铜锺发现于西汉梁国王陵墓地的原因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寨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8年在遗址北部发现一座"大泉五十"钱范窖藏坑,出土了大量钱范残块,其中三块面范、两块背范保存较好。依据钱范的形制、结构与文字风格,推测其年代当为新莽早期。这为研究郑州地区在两汉时期的历史地位以及钱币铸造业了新的重要。李殿林为清季重臣,历仕同治、光绪、宣统三朝。通过对新近出土李殿林墓志的考释,可以借此厘清清末政制变革及政局演变的发展脉络:首先,李殿林主江苏学政时,曾极力推行书院改学堂之事,但因改制而造成的经费困窘,亦可折射出清季朝廷推行教育新政之艰;其次,作为汉人的李殿林,曾以裁缺吏部左侍郎的身份获授历为满族王公把持的八旗都统一职的遭遇,正反映了清季朝廷迫于舆论压力化除"满汉畛域"的欺骗性;再次,身为吏部尚书的李殿林,曾为了仕途延续,与以奕匡为代表的庆亲王府势力联手,为保住深陷贪腐丑闻的吏部,不惜与掌权伊始便致力于吏部裁撤行动的摄政王载沣对抗,其中又因朝中重臣鹿传霖的卷入,令事态变得更加错综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