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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设立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是古代历史上的慈善救助设施。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漏泽园较多,而漏泽园墓砖铭文中有很多关于居养院和安济坊的。通过对漏泽园砖铭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居养院和安济坊的设置、名称、救助对象及运作程序等。郭豫才先生是我国新史学和早期考古学的先驱之一,他以辛勤的工作和聪明才智,在史学界早期创的杂志《禹贡》上,发表很多研究文章。之后,他又担任了琉璃阁墓地发掘的主持人,对琉璃阁的器物进行研究。他所撰写的《说毕》、《说豆》等6篇文章是 基础的关于琉璃阁的研究成果。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法西斯侵略,敌人的飞机在的大地上频频丢下。郭豫才先生与河南省博物院的几位同事为了保护河南省珍贵的文物,冒着战火辗转三个省, 把文物运到重庆,使 的 得以保存。建国后,郭豫才先生是西南师范学院的重要创人之一,为新的高教事业出了巨大的贡献。江苏徐州北洞山西汉墓壁龛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绘仪卫俑,其所佩饰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汉佩绶形象珍贵的图像材料,揭示出有关汉代佩绶制度的一些新问题。参照北洞山汉墓陶俑所见实例,可知过去文献常见的"印绶"连称,在实际佩戴过程中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北洞山汉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绶"形象揭示出它们之间的间接方式,即以较细的丝织物"縌"作为系带从而使"印"、"绶"相关联,也次向世人展示出"绶"之构件"縌"的直观形象。此外,本文结合历史文献认为,这批陶俑之佩绶具有早期过渡期的特点,西汉初年的绶带形态尚不固定,朝廷虽已行印绶之制,对不同等级的秩所佩绶色有简单规定,但尚未如东汉一样形成体系完备的规制,汉绶本身在两汉时期存在变化。在此基础上,秦汉时期的印绶制度的发展也存在一个逐渐完备的过程,"绶"作为一种佩饰名广泛使用应在两汉时期,而真正意义上"佩绶"成风也发生在汉代。河南中牟宋庄遗址发掘出保存完整的汉代陶窑两座、宋代陶窑一座,在陶窑周围均有功能相匹配的多种遗迹与其共存,这些遗迹与陶窑共同组成了功能较完备的汉、宋时期制陶作坊区。汉代制陶作坊区平面布局由陶窑、房址、灰坑等构成,通过梳理中原地区汉代陶窑形制结构的演变与发展,并结合宋庄汉代窑址的使用痕迹,推测该制陶作坊始建于东汉早期,至少延续使用至东汉中期。从烧窑所用分析,初步认为陶窑应为民营性质。宋代制陶作坊区的平面布局更趋完备,规模更大,由陶窑、房址、灶坑、粮仓、水井、墓葬及众多灰坑等共同组成,结合房址邻近墓葬出土的铜钱年号,推测该作坊区的使用年代当在北宋晚期。依据宋代陶窑火门内残留的痕迹,推测其性质可能为民营。偃师商城遗址已发现的墓葬中,作坊区内的居址葬与作坊从业者有直接关系,婴幼儿墓葬可能是生产中祭祀活动的遗留。路土葬多见于城墙内侧道路。墓葬中的毁器行为是早期丧葬观念的延续。这些葬俗与二里头文化有直接关系,而石椁墓和覆石葬与下七垣文化有关。高等级墓葬的腰坑和殉源自史前,形成于二里冈文化时期。14年8~9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乾安县春捺钵遗址群的后鸣字区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发现土台和大型院落遗址,院落内有建筑基址、灰坑等遗迹,并出土了建筑构件、佛教造像等遗物。该遗址可能是辽金时期皇室进行春捺钵活动的场所,为辽金考古和辽金史的研究了全新的。15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上京皇城西部的一处建筑遗存进行了发掘,发现台基址、院落、道路等遗迹,出土了建筑构件、陶器、瓷器、铁器、铜器等遗物,其中带龙纹图案的瓦当、
滴水和脊兽体现了建筑址的较高等级。该建筑址可能为金世宗恢复上京城时所建,是一处重要的礼制性建筑。14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宝马城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一座大型宫殿台基和一段回廊,出土了瓦当、滴水、鸱吻、凤鸟、龙爪等建筑构件和铁器、青铜器、玉册等遗物。从出土遗存特征和所处地望看,该遗址应是金王朝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这一发现对研究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文中采用拉曼光谱分析法和薄层色谱法,对河南博物院院藏袁世凯蓝呢礼服上蓝色
染料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袁世凯蓝呢礼服上蓝色染料的化学成分为靛蓝,说明了靛蓝染色布料在当时已经始出现,这在科技史和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双王城遗址所出部分白色钙质遗物进行X射线衍射、锶同位素、氧碳同位素等分析,可认识卤水来源、成盐温度等与制盐工艺相关的问题,遗址中大量出现的钙镁碳酸盐则可以作为判断盐业遗址的化学证据,以此了解商周时期莱州湾沿海盐业遗址制盐工艺的流程。9年,中美科研机构合作进行了"辽宁红山文化社区项目"季田野调查。采取系统性全覆盖徒步方法,对大凌河上游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推算出调查区域内红山文化时期人口规模与分布特征,对该地区社区发展情况与内在动力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5年,在洛阳市西工区发掘一座未被盗扰的春秋时期墓葬(M8832)。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葬具为两棺一椁。出土了较多青铜器、玉器等,包括铜鼎8件,其中列鼎为5件,推测墓主人应是较 的 。此墓的发掘,为研究东周时期的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组合等了新的实物。明初宫廷画家郭纯于永乐二年(144年)由黄淮而进入宫廷,永乐十二年(1414年)以后受到明成祖的重视和信赖,成为永乐朝 重要的宫廷画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他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备受恩宠。永乐以后,由于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提倡,宗法两宋院体风格的绘画逐渐占据明代宫廷绘画乃至整个画坛的主导地位,郭纯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郭纯能得到明成祖的宠赉和信任,除了因其谦逊淳朴、画艺高超以外,更与其擅长金碧山水相关,而其从事金碧山水创作本身也与明成祖对这一绘画形式的喜好与大力提倡密切相关。明代前期金碧山水画以宫廷画家的创作为代表,郭纯的金碧山水承宋元传统,并直接影响了此后戴进、石锐等人的创作,对于金碧山水在明代的勃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此件唐代青玉兔形镇与唐墓出土以及清宫旧藏的几件唐代肖生玉对比,可管窥唐代
圆雕肖生玉器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