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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应观念形成于先秦时期，至秦汉六朝时已蔚然成风，并且出现了表现瑞应的图书与绘画。谶纬图书在魏晋以后屡遭禁绝，至隋唐之后大量散失，致使强调天人感应关系的瑞应观念淡出主流思想，史籍所载的祥瑞数目日渐减少。但是，瑞应思想并非就此消亡，只是为 所垄断，表现帝王受命于天的瑞应图仍然大量出现。本文考证了六朝以降瑞应图书的流传与辑佚情况，重点考证了孙柔之《瑞应图》(辑本)和刘赓《稽瑞》二书，以及唐代敦煌《瑞应图》绘本长卷(伯希和号P.2683)的版本与流传。通过分析存世瑞应图，可将其分为三种形式，即图谱类、装饰性图案类及纪念性绘画类，并可知其功能与文化内涵。南宋邓椿的《画继》是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之后画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画史着作。《画继》中出现了多处以《圣艺》为代表的有关宋徽宗的记载，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本文以《画继》中对宋徽宗的记载与评价为依据，来 邓椿对宋徽宗画史地位的认知和画史形象的塑造，并以此窥见南宋美术史家着史态度的微妙变化。本文分为两部分：部分主要分析《画继》中宋徽宗的形象，包括其艺术成就的，"形似"和"神似"观，编纂画册和对待画工的态度及文人审美倾向等。第二部分通过分析《画继》对宋徽宗喜好文人画的记载， 邓椿自身对于文人审美情趣的偏好。而这种对于文人趣味的倡导，体现了宋人审美风尚集体转变，也反映了《画继》与之前两部美术史着作着史态度的区别。山东昌邑陆续发现6件康熙帝赐江西巡抚张志栋御书刻石，集中反映了康熙帝书法成熟期的基本面貌，同时发现的张志栋《谢恩表》拓本，详细记载了相关御书的颁赐经过，可补文献之不足。骨器研究逐渐成为近年来考古学关注的课题。本文梳理近十年以来骨器研究的新成果，并着重对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骨器研究进行归纳和分析。在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地域还是年代上，骨器的程序和方法均比较相似，片切割和磨制为主要手段，"因材作器"是这个时期骨器生产的显着特征。青铜锯的应用是青铜时代制骨手工业的技术性，极大地提高了骨器的效率，并对当时的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二里头遗址制骨所使用的铜质工具很可能是铜，而非铜锯。 早使用青铜锯的年代很可能不在夏代，而在商代早期，约公元前16年左右。青铜锯的使用和城市化的发展，为青铜时代制骨作坊的规模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生产了必要的技术和市场条件。寨遗址位于荥阳市豫龙镇寨杨村西北。5年4月至21年1月，为配合 中线工程的建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5余平方米，发现一批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井、灰坑等遗迹，同时出土一批陶、石、骨器等。这次发掘为夏文化研究了新，也将对探讨该遗址与荥阳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的关系有所帮助。恤刑制度是指我国古代封建 在诉讼中给予老、幼、残、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法律制度。恤刑的对象主要是7岁以上的老人、未满1岁的未成年人、女、残疾人等。恤刑制度体现了的仁政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定罪量刑、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方面。我国已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记载了汉律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和部分案例。吐鲁番阿斯塔那M14M233和阿斯塔那西区M4M49等4座墓葬在发掘报告中被认为年代较晚。但通过将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周边相关墓葬比较可见其年代或可早到十六国早期。在西晋甚至曹魏时期，汉式墓葬已在吐鲁番出现，且与河西敦煌、酒泉等地墓葬的面貌接近，或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李衡、李洪钧伯侄为唐代宗室，其墓志以及以往的出土石刻文献，对于唐太祖景皇帝李虎后裔的一枝世系之证实补阙纠谬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新成立后出土于北京的"金《孙即康坟祭文》暨辽《孙克构墓志铭》"残石，对于研究辽金历史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但长期以来，该石刻一直未受到辽金史学界的注意。本文对这方残石碑文进行了的考释，认为《孙即康坟祭文》记载了孙即康因致仕，可补史之不足；碑文中"宗"字清晰可见，足证金章宗以后避讳并不十分严谨。孙克构是孙即康的曾祖父，生于辽圣宗末期，卒于辽道宗末期，重熙十五年(146年)考中进士， 终至三品。其仕途相对通达，与其岳父是刘六符的背景有关。通过比照该残石与此前出土于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地区的"孙氏先茔残幢"残石，不难发现二者碑文的字体应当出自一人手笔，由此可以断定本残石的出土地点也当在新街口豁口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