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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山炉问题，过去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讨论。目前学界基本认为博山炉起源于战国时期的豆形熏炉，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不断加以追溯，并指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便有豆形熏炉出现。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丛葬坑1981年出土的博山炉，与豆形博山炉在形制上存在的区别。其实目前所见的两种类型的汉代博山炉，各自的起源并不相同。博山的形象不仅象征求仙和长生，也代表了死者期望通过山岳到达天界。结合相关文献的记载，在楚汉的信仰体系中，山岳不仅是的所在，而且是通往天界的必经之路。通过汉代的相关材料，也可以看到龟、鱼或蛙等水生
动物，似乎更容易与黄泉或幽冥有关，而鸟的形象往往和天界在一起。因此博山炉的鸟形饰件，在古代信仰体系中有特定的涵义，也可能是外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通过对时代特征强、演变快的陶器进行分析，可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进行重新分组，167座墓葬共划分为五组，其中包含两个数量不多的过渡特征组。遗迹现象表明，第三组时是大同南郊墓地形成史上的巨变时期，此时北魏经历了太和改革和迁都洛阳，第三组墓葬所表现的维持和破坏并存的状况，当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7～29年对沟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尤其重要的是发现和探明了遗址外围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小两个环壕，填补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依据层位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大体分为四期，时代从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7年对唐户遗址进行的发掘，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41座、灰坑169个、沟2条、墓葬1座，出土了一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物。这批材料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有助于研究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和聚落形态，以及建筑方式、生业形态、社会组织等。8年度对麦坪遗址的发掘，共房址5座、墓葬13座、灰坑12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各类遗物2余件。该遗址是大渡河中游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本次工作区分出四类不同的文化遗存，对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研究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了重要。6～28年对西金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中北部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3.8万平方米。此次发掘位于城外，发掘面积52平方米，了城墙、壕沟、灰坑和水井等遗迹，出土一批龙山文化陶器和石器，整体文化面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另外还发现了粟、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遗存。日本奈良传香寺藏南宋刊《法华经》卷首印画，表现了《法华经》共十五品中3个有榜题的画面[1]。以卷首画的形式来表现诸多经变场面且画的内容比较特殊，是以往印经画中不多见的。这种经变画可资比较的有相关的两宋印经卷首画、插画和敦煌石窟壁画、石刻。但此本与其他不同，两宋其他印经卷首画或插画通常表现的是众人围绕佛说法的独幅画面，敦煌隋代以来至归义时期流行的法华经变画、麦积山石刻法华变各有不同的重点图像。本文通过与同期或北宋时期以及敦煌壁画的对比，解读了南宋时期这种《法华经》印画不同于其他绘画形式的宣教重点和表达方式。在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中，发现了多片大西政权册封妃嫔金册，这是目前仅见的大西封册。金册表明了大西政权建立后仿照古制建立了"九嫔"制度，但其"九嫔"名号与明代不同；同时仿照明朝建立了封册制度，但其册文内容多引经据典，与明代册文风格截然不同；在封册的尺寸、材质等方面也与明代封册有着明显的差别，表现出了"稽古改制"的政治态度。但是这些变化仅流于表面，大西政权的制以及事体系等仍然基本来源于明朝。这样的转变表明张献忠"改弦更张"的政治心态，体现了大西政权妃嫔封册脱胎自明代制度，但又努力摆脱明朝影响的政治态度。同时，遗址中出水如此高等级的大西政权文物表明了大西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下试图从四川撤退、转移财物的历史事实，对研究大西政权历史有重要意义。11年，在岷江河道施工项目中发现了一批文物，有各种金银首饰、银锭、金册、金银币等，这些文物与清初张献忠江口沉银的历史事件有关。出水两片金册，一件完整，刻有"大西大顺二年"等字样，残缺的一片刻有"贺廷洲女贺封尔为楚王"，现藏彭山文物保护管理所。研究发现，两片金册錾刻使用的工具不同，呈现的字迹特征也不相同，刻有大顺二年的金册应是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时所造，另一片残金册可能是明朝廷颁发给楚王的封册。使用贵金属册封，是明朝宗藩制宗亲分封 ，残金册含金6.3%、银35.3%、铜1.7%、铁2.7%，两片金册并非纯金，而是含一定量银或少量铜的金银合金。明代的贵金属器饰品、金锭，并非追求极高的纯度，视觉审美是黄金展现的重要社会功能，金册与其他明代金器成分数据的特点，也与这一因素有关。商周时期出现一种造型独特的器物，因在其内多发现有不同颜色的颜料，学界多称为"调色器"，质地分别为青铜质、陶质、
玉石质和蚌质四种。经多方考证，本文认为此类器物主要用于盛装不同颜色的颜料器具，称其为盛色器更为合适。本文首先介绍了御窑遗址出土的明早期葫芦形窑和中晚期的馒头形窑，阐明御窑从使用葫芦形窑转变到使用馒头形窑的必然性。并结合出土迹象与文献，认为宣德至万历时期的御窑馒头形窑皆为前窄后宽式，万历中期以后变为前后等宽，变化的过程是在原地不断由窑尾向窑头推进。还推算出：明初有窑2座；宣德时期有窑58座，包括龙缸大窑32座，青窑6座，色窑、熿窑2座，宣德中期，将16座龙缸大窑改建成青窑；嘉靖、万历时期有龙缸大窑16座，熿窑及色窑2座，青窑44座。此外，对
窑炉的分工也进行了考证，认为熿窑是烘烧低温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烘彩炉；色窑是烧制高温颜色釉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烧造低温颜色釉的；风火窑是烧造半成品的窑炉，而非以往认为的是诸窑的总称。本文结合考古出土物、传世品与文献，考证了凤、凰、鸾纹的渊源和区别，以及明人对瓷器上风类纹饰的命名规则，并以此规则为依据对御窑瓷器上的凤纹进行了分类研究。本文将《陶文图录》中秦陶文部分释文缺释及不准确的文字，与已被确识的秦文字进行对比分析，提出新的考释意见，同时对相关问题作简要说明。本文以焦作出土汉代陶仓楼为研究对象，通过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吸水率测试、超声波测试，对陶器表面颜料、结晶盐及陶片微观结构等进行分析研究，为制定科学保护方案及下步修复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