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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两宋交替之际的画家江参是江南山水画派重要传人。南宋邓椿《画继》赞其"笔墨学董源而豪放过之",将其与苏轼、李公麟、米芾等同列"轩冕才贤、岩穴上士"之序。江参曾受到宋高宗赵构的特意召见,却不幸于觐见前夕意外身故。元、明、清以来,江参的艺术影响经久不息,但有关其身世的文献史料却与时俱减,所以关于他的里籍、生卒年、生平等一直困扰着绘画史学界。笔者通过研究与江参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历史人物,以宋人程俱《北山小集》中撰述的《江器博墓志铭》为突破口,从"程俱与江参其他友朋之间的关联事略""程俱与江参父亲江器博之间的关联事略""程俱与江参岳父彦楚之间的关联事略"三个历史维度,系统梳理了程俱等一批历史人物与江参的生活及艺术渊源,揭示出江器博与江参的父子关系、王彦楚与江参的翁婿关系以及程俱与江参的世交关系,从而确证江参里籍为浙江衢州。石
容器作为我国史前考古的一种重要遗存,集中发现于燕山南北地区。本文认为,燕山南北地区含石容器的考古遗存基本属于筒形罐文化系统;石容器不是一般的器皿,应该是祭祀或行巫术的辅助工具;我国石容器的出现,并不晚于陶器,探索其起源与文化传承,将有助于燕山南北地区史前考古的分期研究。导引俑是汉代导引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曾发现于重庆巫山麦沱四十号墓和山东阳谷吴楼一号墓中。本文张家山汉简《引书》和马王堆帛画《导引图》,重点论述麦沱导引俑和吴楼导引俑的重要性以及导引术流行的原因。王岑伯的《书学史》比祝嘉的同名着作早问世28年,是我国部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史着作。王岑伯是河北乐亭人,是李大钊的同乡好友,早年供职于 图书馆,并在 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他的《书学史》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是手书石印本,其二是铅字仿古排印本,其三是哈尔滨《教育月刊》连载本。书中内容以上古时代的传说人物仓颉篇,收笔于晚清翁同龢。 书法研究社的活动和当时"整理国故"的思潮,可能是王岑伯撰着《书学史》的诱因。《佩文斋书画谱》可能是他写作《书学史》的主要参考书之一,因为这部书是晚清民国文化人书画史知识的主要来源。王岑伯和他的《书学史》长期不为学界所知,表明民国书学研究仍待进一步深入。博物馆展览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当前我国博物馆实践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浙江自然博物馆新馆筹展实践出发,对展览前期筹备管理、后期实施管理及其管理中须注意事项作了探析。人物研究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是艺术史研究中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体现。当人物兼具跨文化、跨领域的特质时,搭建一个艺术史人物研究网络,其艺术精神,寻求艺术人物研究的独立语境与独特的学科范式尤为重要。本文从分析艺术史发展困境入手,主张多层面、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以搭建多维艺术网络与文化核心为路径,探索艺术史研究界域与研究方法 ;以近代社会活动家、音乐学家王光祈作为人物研究个案,通过对其艺术史坐标的分析,挖掘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与文化核心,使艺术史研究更趋完整。古代城墙基础,多是先挖基槽,然后再填土夯筑,宋代以前多为素土,宋以后增加了砖瓦夯层,并出现了木桩、睡木、石板(块)等加固技术。木桩有竖立与横铺两种,主要是为了加强地基的承载力与整体性。石板或石块,可使基础更加坚固。这些加固措施,有时又相互配合,如木桩之上往往铺以石板,木桩有时打入夯土中,等等。这些城基加固技术,和现代建筑地下桩基、地下钢筋网等功能相似,只是材料不同。曾姬方壶之铭颇多修辞,故引起广泛讨论和诸多异解。本文在充分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铭文进行了通盘解读。楚宣王26年,圣桓夫人曾姬撒手而去。丧主为她选择的阴宅,是漾陵一带墓地中的,于是铸造了宗庙用的青铜祭器加以纪念。由建设阴宅而铸器,在青铜铭文中 ;而墓葬称陵、墓地称蒿间,在出土文献中都是 早的。壶铭对研究古代的墓葬、墓地和死后世界颇有助益。文章从美术学的角度分析了北凉时期莫高窟壁画的来源、风格及在整个敦煌艺术中的地位。从来源上说,北凉壁画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地区更早更成熟的石窟壁画有密切关系,如吐峪沟壁画、天梯山石窟壁画以及更遥远的西域壁画。作为起始阶段,北凉壁画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其内容和形式。在禅学的共同主题下,北凉敦煌壁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吸收和借鉴:一是表现禅学思想的绘画题材,二是西域样式的人物形象,三是以"凹凸法"为主的表现手法。同时,北凉壁画并没有照搬其他壁画,而是形成了自己的样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洞窟壁画的布局,二是千佛在壁画中的地位,三是菩萨审美风格的确立。它们奠定了敦煌壁画的基本框架和风格,也是敦煌壁画本土化进程的基础。